Accent x 俞冰夏：次要文学与次要精神

​次要文学与次要精神

​在当今，从事与文学相关的工作（如果还可称之为工作）具有荒诞性（如同妖怪说人话）。身份政治与量化资本主义正如训练AI一般对社会生活与个人存在进行批量打标签，以饲养机器为方法达到规训人类思维的目的，使得一切迫于生计试图正向面对不断被标准化的既有标准（此处泛指某些广为人知的文学奖项、财务来源主要为公共基金并发放打发乞丐数额补助的文学或社会机构、将三次元人类压扁成二次元表格的高等院校等）的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正面临自我毁灭性质的伪劣（人为少力）化与范畴（泛滥种田）化。

​我作为人，一上来就用这类班门弄斧假冒大模型的语言形容当下文学面临的状况，显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事到如今，我也不能学刘半农说一句什么“LLM的文字是死的文字，什么人写LLM文，就是死人”，因为我对他那后半句话——“白话文是活的文字，凡事写白话文的，就是活人”显然缺乏信心。我能说的是（用人话），有的文学是活的，有的文学是死的，至于什么是死的，什么是活的，思考这种问题很容易把命搭进去，好像那句穆齐尔的话（此处由我随意paraphrase一下，这是我做人的权利）——正常人跟深井冰的区别是，正常人脑子里有各种各样的病，深井冰则往往只有一种。

​当然，也不得不加一句，每一个得了慢性绝症文学病的人都说过同一句话——“在当今，从事与文学相关的事业……”

​徳勒兹与加塔里在《通往次要文学》里把卡夫卡所谓的“方言写作“当成一种反权力的态度可能过于“20世纪下半叶vibe”，与其说过度自信，倒不如说是过度天真，因为卡夫卡自封从事小文学绝非因为他在布拉格用犹太德语写作（好比你在纽约伦敦或者哪里用比如说上海方言写作），而是因为他在布拉格活得与当地社会生活的主流叙事丝毫没有关系，甚至可以说字面意义格格不入。这样的没有关系与格格不入，无论是一个在上海生活的上海人还是一个在纽约生活的爱尔兰人还是一个在爱尔兰生活的尼日利亚人当然都能做到，不费吹灰之力（很多时候即便充满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激情也绝非有意为之）。“徳/加”真正的立场在卡夫卡身上完全成立，所谓的“次要文学”与“方言写作”并非对等关系，恰恰相反，真正“德/加”意义上的“次要文学”是去土壤化、去身份化，在地流浪，并字面意义六亲不认的。卡夫卡反权力的态度跟他使用的语言最多只有间接关系，次要文学的精神不仅反俄狄浦斯或及反纳克索斯，还有主观能动的自我异端化、自我边缘化与自我多元化（而非将自我贩卖为多元中的某元）。

​为了方便理解，此次讲座中我会使用三位美国作家为例——大卫·马克森(David Markson, 1927-2010，在纽约生活的纽约人)、哈里·马修斯（Harry Mathews,1930-2017，在巴黎及其它地方生活的纽约人）和达拉斯·韦伯（Dallas Wiebe, 1930-2017，在辛辛那提生活的堪萨斯人），讨论他们的文学创作与次要文学精神的关系。有兴趣的听众可以提前了解他们的作品（据我所知暂无中文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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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阅读

​David Markson work:

​Wittgenstein’s Mistress

​This is Not a Novel

​Reader’s 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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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ry Mathews work:

​The Conversions

​Cigarettes

​My Life in C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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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llas Wiebe work:

​Skyblue series (Skyblue the Badass, Skyblue’s essays etc.)

​The Transparent Eyeball

​The Vox Populi S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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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冰夏

​生活在上海的上海人，次要文学爱好者，从事“文字”相关“工作”，译有《无尽的玩笑》等，小说作品散见期刊，“石在有冰”播客主播。